聂焘，字函有，号环溪，湖南衡山人，乾隆二年（1737年）进士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前来陕西镇安任知县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调凤翔。在镇安的八年中，他垦荒田、修水利、兴桑蚕、倡集市、设义仓，节衣缩食三次捐银助办义学、修道路。他的惠民之举，得到百姓的一致称赞。
聂焘上任之时，其父聂继模唯恐爱子为政不勤，遂派人护送聂焘之妻，怀揣着自己写的一封《诫子书》远赴镇安来寻聂焘。聂继模这篇《诫子书》的正文，从“尔在官，不宜数问家事，道远鸿��，徒乱人意，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”开篇，要聂焘专心为官，不必多问家事，到“闻尔土民时时念我，足见风俗醇古。我身健尚能复来，得目睹地方起色为乐。余言尔妻自悉，不暇谈”搁笔，勉励聂焘为政一定要让地方事业有所起色。
《诫子书》洋洋洒洒三千言，引经据典娓娓道来，大事小情句句在理，关爱体贴之情跃然纸上。聂继模谆谆教导儿子莫把上司的宽容当做“偷安藏拙”的借口，莫因地僻、官小、责轻而磨钝意志，他一反常态要求聂焘养成“晚眠早起”的习惯，为的就是方便“后来猝任繁剧，不觉其劳，翻为受用”。他教导聂焘要诚实守信，与人交往守之以礼，切勿沾染纨绔习气，公事虽忙，闲暇也要记得念书，“暇宜课以读书，尔亦借此得与典籍相近”，尤其《中庸》一书最应仔细阅读。
聂继模的《诫子书》字字珠玑，实为家训佳作，句句忠言，被魏源选入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等著作。聂焘践行其父《诫子书》的教诲，不仅成就了其为人，也使其为政造福了一方百姓。
聂焘在镇安任职期间，下察民间疾苦，采取了招抚流民、劝民垦荒、奖励升科、减免赋税等一系列措施，规定“山坡岭侧畸零地亩，免升科赋，永为己业；有主荒地以三、四、五亩折为一亩，三年垦完，十年起科；无主荒地由官招辑流移开垦，地粮全免”。“丁徭所征不及往时七分之一”，百姓收益因此增加。前后仅仅四年光景，湖广、江浙、巴蜀等地流民纷至沓来，镇安人口从他上任时的784户猛增至2562户，新垦荒地五百余亩。
社仓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公益性设施，每遇荒年，百姓可向社仓借粮过活，待来年收成见好时，再将借粮还给社仓。聂焘在任上很重视社仓的建设，以前镇安只有两处社仓，两仓东西相距一百里，南北相距四五百里，其间崇山峻岭，百姓借还仓粮跋涉艰难。乾隆十五年至十六年（1750年—1751年），聂焘拿出自己的俸禄，分建南社仓与北社仓，两处社仓各贮粮一千两百石，解决了百姓借粮远涉之苦。
为了百姓生计，聂焘还从江浙招募缫丝匠人，引进栽桑养蚕技术，教民兴桑养蚕，纺纱织布。聂焘的夫人为助丈夫“以实心行实政”，亲自到乡间教百姓养蚕抽丝、手工织锦，随之城中小店小铺相继开张，经济日趋活跃。
镇安万山盘绕、道路崎岖，百姓出门要翻山越岭，而每逢夏秋大雨，洪水暴发，桥筏俱无，行人坐守，日则饥饿，夜则栖岩，有淹毙河中者，也有为虎狼所食者，唯春冬两季较为适合出行，而冬季秦岭万仞冰雪，行人路上亦饱受风寒之苦。聂焘见状，从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起，筹资开凿镇安至西安之间悬崖碥路四百华里，又带头捐银，增修车家河至大山岔碥路四十多华里。
镇安境内常有虎狼出没，伤害百姓。聂焘刚到镇安之初，山林猛兽是为害一方平安的隐患。对此，聂焘在省晋谒总督，以求防范之法。省府遂“制短枪、火药”发放到县，县上招募猎户，散入乡中，除去猛兽，巡抚陈弘谋闻之，“喜山民除兽患，晓谕全省仿效”。
聂焘身为一位科举出仕的读书人，感到镇安“秀才文理晦塞”，山城不得良幕，便大力倡兴办理镇安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。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聂焘建“启秀山房”于城东门，亲题校名，向民众宣传义学。他不仅为义学筹办了田产，还赠银三十两予以资助。在任职后期，聂焘精心组织编纂了《镇安县志》，并亲自主笔，以存史资政，教化育人。离开镇安后，他仍不忘《镇安县志》的编撰出版。聂焘母亲去世，在回乡的路上，他还在修正志稿，直至付梓。他在县志最后写道“丁内艰矣，苫块昏迷（指孝子居丧以草荐为席、土块为枕），何心笔墨！然念在镇安者历八载，精神所结，魂梦依依！”
聂焘在镇安八年多未曾回乡，他牢记严父聂继模的话：“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，非以节省为身家计”。乾隆二十年，聂焘调任凤翔，临别时父老攀辕痛哭，聂焘不忍离去，即吟长诗《调任凤翔留别镇安父老》，其中有言：
调任辞镇安，父老攀辕哭。
停车谢父老，盛世多良牧。
前去后者来，为尔地方福。
愿言课儿孙，殷勤务耕读。
各勉为良民，永不犯刑戮。
悠悠此心期，梦魂常追逐。
留诗寄父老，深情溢尺牍。
就在这作别的一首诗中，聂焘仍勉励父老乡亲，要教育自己的子孙耕读传家、做个良善之人。
在今天的镇安县城聂焘廉政文化园中，有一座亭子格外显眼，上书“聂翁亭”三个大字，该亭即为今人纪念聂焘所建。两边竖书：“为父当比乐山翁（聂焘之父），做官要赛聂家郎。”这既是对聂焘的推崇，也寄托着百姓对清官廉吏代代相传的殷切希望。（郑时根 刘婷）
